考古怎么练(考古往事|难忘的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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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铭生，男，1927年出生，高中文化。1952年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考古工作，1953年在北京大学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1957年不幸被划为“右派”，监督劳动达21个春秋。1979年错案平反后考古怎么练，在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4受命参加全省文物普查工作，连续13年完成了全省的野外调查和文物地图集的编辑出版任务。198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从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调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7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9年退休。1990年被省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终身制待遇。

建国初期，中央文化部为了配合各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古墓葬和古遗址清理发掘工作，决定由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考古技术人员。

1953年8月，我和陈海波、王超、罗敦静4人非常有幸被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推荐，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根据我所保存的当年（1953年11月）石印的通讯录来看，全班学员有89人，都是来自各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等文化单位。其中有7位女将。辽宁的孙泳贤长得很高，是女同学中的大姐，一位典型的东北女性。江西的江文华和绥远的郑隆年龄较小，只有19岁。内蒙古的江宇平却是老大哥，年长42岁。我们的老师大都是学者名流，其中有夏鼐、裴文中、安志敏、王仲殊、梁思成、向达、苏秉琦、郭宝钧、宿白、阎文儒等。辅导员有10余人，其中有俞伟超、刘观民、李仰松、徐连成、郑振香（女）、林寿晋、吴荣曾、黄展岳、杨建芳、陈慧（女）、邹衡等，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

1953年8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非常隆重。莅会的领导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向达教授、社会文化事业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治秋等。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阐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及清理地下文物的紧迫性，要求学员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积极发挥作用。这些语重心长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目的和责任，受到鼓舞和鞭策。

我们学习的内容，一是课堂学习，名师授课，二是田野发掘实习，熟悉操作方法。课堂学习，对我们这些考古新兵来说，非常重要，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由专家学者轮流主讲，首先我们学习了文物法规，然后学了考古专业，如考古通论、旧石器、新石器、商周考古、两汉考古、古建筑、石窟艺术、陶瓷等等基本知识，学习的方法是课堂学习与实地参观相结合，如郭宝钧先生讲授商周考古时，就到历史博物馆参观青铜器；梁思成先生讲授古建筑时，就到故宫参观。这样就能做到理性知识与感性认识相结合，更利于理解。

在课堂学习期间，除了上述名师授课外，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为学员作“历史唯物论”的专题报告。更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当时著名学者，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为训练班作学术报告。听课的师生非常踊跃，他讲的专题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据说这个课题是当时历史学界所关注的大事，他以翔实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论证，阐述了“春秋战国之交”的学术见解，使大家增长了知识，大开眼界。

课堂学习结束后，我们就到河南进行田野发掘实习，实习的内容是练习照相、绘图及文字记录等基本技术。这些工作由领队和辅导员安排和指导。第一站先到洛阳，配合第一拖拉机制造厂重点工程，清理地下的古墓。发掘古墓的基本操作方法和技术对我来说，我都熟悉，不是新手。可是在洛阳却遇到了难题，因为这里的战国土坑墓几乎每座都保存了人骨架，而且是屈肢葬。如何画好现场骨架图，我遇到了难题，不好下手，只好求助于辅导员，画了半天才似像非像。这个工地出土的战国墓具有地域特点：大多数是洞穴式，随葬器物放在洞穴，而遗体位于竖穴，这种葬制与长沙战国楚国墓完全不同。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全国著名探墓的工具——洛阳铲子。它与长沙土夫子使用的短把锄头，完全不一样，因地质不同考古怎么练，使用的方法迥异，但工效都很高。

在洛阳发掘古墓之后，我们就转移到郑州二里岗，试掘商代古文化遗址。发掘古文化遗址，除陕西、河南两地的同学有所接触外，大多数学员都十分陌生，我就是一个门外汉。我们只能在老师和辅导员的指导下，学习如何开探方，如何识别地层和打破关系，如何识别和清理灰坑以及绘图和文字记录，都按照辅导员的指点，在现场认真学习。

在发掘遗址期间，我们的领队裴文中先生给学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性格开朗，工作严肃认真，对学员要求较严。每天上工地，同学们都带着矮板凳和平头铲列队，听候裴老讲话后，才整队出发，讲究纪律，不容许自由散漫。有一次，我们在工地周围地表采集了一些彩陶片，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如获至宝，大家都藏着准备带回单位作为标本。此事被裴老发觉，紧急集合训话。他说：地上地下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人不能占用，也不能不经许可随便采集归已，你们单位如果需要，可以来函索取或交换，决不能这样随便捡回去，请大家都交出来。我们听了裴老的训示，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有些难舍，还是如数上交。通过这件事，反映裴老文物保护意识的强烈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给我留下了可敬的印象，至今没有淡忘。

结束了三个月训练班的学习，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单位，回首自问，受益匪浅。一是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加深了认识；二是增长了知识，提高了业务水平，树立了专业思想；三是学员之间广交朋友，为今后的工作相互得到帮助和支持。

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自1952年开始举办，连续办了4期，培训了学员300余人。他们在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国家作了可贵的贡献。如今，考古界人士将以往的4期训练班誉为“黄浦四期”。

第二届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部分教师名单

第二届考古训练班同学合影（摄于1985年沈阳全国考古学会） 前排：程应麟（左一、江西）、吴铭生（左二、湖南）、沈仲常（左三、四川）、罗宗真（左四、南京）后排：刘谦（左一、辽宁）、张郁（左二、内蒙古自治区）、朱伯谦（左三、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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