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营(夹边沟“右派”劳改营：3000多人里死了2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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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仿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在现今的林场干部陈苏民看来，50年前“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右派”们种下了新疆杨、沙枣树，从花园水库修大干渠引水道夹边沟，如今都荫及后人。生于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夹边沟，他颇为怀念红色年代劳动竞赛的火热干劲：“那时人是多么有力量，现在的人可吃不了这苦了。”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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