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诗(浅析《诗经》中的“颂战诗”与“刺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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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浅析《诗经》中的“颂战诗”与“刺战诗” 作者：晁 辉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 年第 14 期 摘要：《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其中直接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篇有 30 多首，按其思想倾向和情感特征的不同可大致分为“颂战 诗”和“刺战诗”两类来对比考察，从中品味不同社会阶层对待战争的态度，一窥远古战争诗歌 的内涵与风貌。 关键词：《诗经》 颂战 刺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4-0028-01 《诗经》记录了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权兴衰、劳动生产、祭祀燕飨、婚恋嫁 娶等社会现象在《诗经》中都有诗歌描述和反映，而对于周人“国之大事”①之一、孙子所谓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的战争，亦有不少诗篇加以记录和描写，那么这些诗歌 有着怎样的特征与风貌呢？ 《诗经》中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诗篇有 30 多首，按诗歌思想倾向及情感特征的不同来 分类，可大致将《诗经》中的战争诗分为“颂战诗”和“刺战诗”两类。“颂战诗”是指以歌颂战争 功绩、赞美君王与将领为主要内容的诗篇，“刺战诗”则是以反映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 讽刺统治者穷兵黩武为主要内容的一类诗歌。

这两类诗歌的描述主体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显 露出截然相反的战争观。 “颂战诗”主要有《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大雅·皇矣》、《大 雅·江汉》、《大雅·常武》及《颂》诗中的一些诗篇。这类诗篇多保存于《雅》、《颂》中， 出自宫廷乐师、史官之手或经过他们的加工润色，显现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需求。 先以《小雅·出车》为例，这首诗讲述了周宣王时期，将军南仲北抗玁狁的事迹。“王事多 难，维其棘矣” 写出时局的恶化，战事的紧张；“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威武的将军南仲，率师 讨伐入侵的敌人。再看赞美另一位将领尹吉甫的《小雅·六月》：“四牡骙骙，载是常服”、“比 物四骊，闲之维则”、“四牡修广，其大有颙” 这些诗句都在赞美王师的兵强马壮，“文武吉甫， 万邦为宪” 高昂的士气、夸美的言辞形成激昂振奋的格调，对敌人的蔑视、对英雄的赞美，充 满国家意识形态即一种“主旋律”式的理念。而英雄颂歌意味更浓的《小雅·采芑》，其不吝笔 墨的赞美与近乎矫情的夸耀，将王师的壮盛、将领方叔的英武展现的淋漓尽致。其它诸如《大 雅》中的《皇矣》、《江汉》、《常武》以及《颂》诗中的一些篇章对君王、诸侯王、将领的 龙源期刊网 攻伐武功的赞美皆如此类。

总之“颂战诗”以宣扬王师威武、赞美君王将帅伟绩丰功为主要内 容，呈现出高昂、激越、自豪的情感格调。 再看表现厌战情绪、描述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无穷伤害的“刺战诗”。这类诗篇主要有《邶 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秦风·小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小雅·采 薇》等。这类诗篇多收录于《国风》中，为普通士兵、平民百姓集体创作，代表着民间对于战 争的态度，蕴涵了普通士兵及黎民大众的厌战情、思乡情、以及对统治者屡开战端的怨愤之 情。 《邶风·击鼓》是久戍外地的士兵发出的怨愤哀号。《邶风·击鼓》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鲁隐 公四年宋、陈、蔡、卫联合伐郑战诗，这场统治阶级间的权谋利益之争给参战的士卒带来了灾难。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面对国家强加给士卒的战争，“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战士们的心情 糟糕到极点。厌战与畏死不只因为这场战争没有意义，更因为战士心中有家庭、妻子的牵挂， 而这种柔情在随时会为不义之战送命的情境下更显温婉凄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现在多被用于婚礼祝福，充满了喜乐与温馨；而当面临绝 境、生死难料的士兵们在荒凉的郊外想起新婚时的情景，想起与爱人海誓山盟的这句誓言时， 却是那样的苦楚与悲伤！“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这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号 直能另人寸断肝肠，唏嘘落泪。 征战在外的战士思念故土，家中留守的妻子亦牵挂着丈夫。《秦风·小戎》中的女子思念 在外从军、英武有为的丈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言念君子，温 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心中难遣的幽怨疾呼而出，所有的骄傲与荣誉都难抵夫君 的早日归来。广大民众对家庭美满、亲人团圆的渴望远超过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这是最为质朴 的人文之情的体现。 凝聚了广大民众追求和平与团圆、厌倦征戍与杀伐之情的“刺战诗”，呈现出凄婉、悲伤的 情调，与“颂战诗”的高昂与夸耀形成鲜明的对比。 迥异的格调，源于不同社会阶层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颂战诗”反映的主体是统治阶层， 他们更重视通过战争来开拓疆土、稳固政权，更在意丰功伟绩带给自己的功勋与利益、权威与 荣耀，无数士兵、百姓的亡魂只是他们通往成功的阶梯。而“刺战诗”反映的主体则是战争的直 接参与者，是普通士兵与黎民百姓。战争中冲杀在前、伤亡最重的是普通战士，即便是取得胜 利的战役，也要以无数士兵的牺牲作为代价；正义的抗敌也好，不义之战也罢战诗，战争带给百姓 的永远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散和生命的消亡。

由此也不难理解体现在两类诗歌中的思想内 容和情感倾向的不同了，它们皆源于统治阶层与下层人民对待战争的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与对立不只出现在《诗经》里，即便在国力强盛、时风尚武的盛唐时期，面对被 征发远攻南诏的黎民百姓，杜甫亦写下催人落泪的《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 意未已” 可谓一语道破民间和官方的分歧。而岑参作为官方形态的体现者，其所作《乐府杂 曲·鼓吹曲辞·凯歌六首》、《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则与“颂战诗”如出一辙，这 龙源期刊网 与当时杜甫、岑参不同的身份、代表的不同立场有关，鲜明的体现出不同社会阶层对待战争的 态度的不同。 透过《诗经》战争诗中“颂战诗”与“刺战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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