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袁绍集团的崛起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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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袁绍（剧照）

袁氏家族累世高官、四世五公，是汉末世家大族的典型，“而二家代以明德，为国世臣，非徒以名位门第相高，则尤难也”，袁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为家族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其很快成为汉末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它也体现了这个时代世家大族的形成里程，而这也正是袁绍军阀集团形成的强大家族社会背景。从黄巾大起义到官渡之战，袁绍经历了从割据一方到最后的失败。袁绍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有因其阶级所爆发的强大政治影响而使其迅速崛起，但也因有其阶级的局限性，而最终导致其失败。

一、袁绍集团的崛起

汉末的黄巾大起义，促使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由于汉末朝廷权力微弱，已经无力镇压黄巾军，只有启用一些经济政治势力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士族阶层，“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战争使袁绍这样一批行政官员向军阀转变。

按照当时惯例，大姓豪族总是凭借在乡里的声望和号召力来召集武装力量，“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由此可见袁绍起势所依仗的两大资源，即家世及人脉，而袁绍也是凭借家族的声望而进入政权中心。袁绍家族四世五公，加之好游侠结交，在汉末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

袁绍叫板董卓

李贤注:乐资《山阳公载记》载:“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西园八校尉是东汉为镇压黄巾起义军而组成的最强的军事力量，袁绍身居中军校尉，权力仅在上军校尉、宦官小黄门赛硕之下。当宦官被诛以后，袁绍就成了这支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而袁绍之所以能当上西园八校尉的中军校尉，有个重要原因是：

“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

而家世和人脉又是相辅相成的，家世的显贵，使其尽收豪杰，而人脉的广泛又促进了家世的发展，家世及人脉在战争初期影响极大，同时袁氏家族的固有文化也使得公族子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些有利条件使袁绍在战争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最先得到大批士族的拥护。而强大的家族声望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在战争即将发生时，则迅速转变为巨大的政治资本，使袁绍在短短时间内在士人中独居魁首。袁绍集团的产生是借助家族声望而数次为自己造势，逐渐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1）诛除宦官

东汉皇帝、宦官和外戚的斗争，表面上是由于女后常立幼主造成的，但其深刻的本质则是由于东汉皇权和世家豪族间的斗争。刘秀是在世家豪强势力的拥戴下重建汉室政权的，他对世家豪族的政策是尊重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给他们高官厚禄，请他们作三公大臣，但大权却掌握在由自己左右的小官吏尚书手中，所以，东汉朝廷一开始，皇权与世家豪族势力在政治上就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宦官与外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皇权与世家豪族间的斗争，宦官是皇权的代表。

十八路诸侯盟主

宦官一般出身微贱，与世家豪族格格不入，他们的荣辱完全仰仗于皇权，所以理所当然站在皇帝一边。至于外戚，则是世家豪族的代表，窦皇后，窦宪兄妹出身河西大族窦氏，其先祖窦融曾做过河西大将军，后归刘秀，窦氏一家“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官府邸地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和帝邓皇后与邓骘兄妹乃是光武开国元勋，大司徒邓禹之后，顺帝梁皇后和梁冀兄妹则是出自河西豪族梁统，可见这些外戚本身就是世家豪族宦官势力的彻底覆灭，可以说是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势力不断发展、皇权逐渐衰落的必然结果。

当时世家大族在政治上最大的阻碍就是宦官专权，宦官是东汉政权上的一个毒瘤，以清流著称的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不可调和，灵帝常云“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王权已经明显倾向宦官，而宦官的而袁绍与当时众多党人结交成为“奔走之友”，政治倾向非常明确。

公元189年，当袁绍建议“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而何进在密谋除宦官中，反被宦官所杀，“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馀人”。袁氏兄弟尽诛宦官，结束了宦官对东汉政权的把持，并得到了封建各阶层封建地主及官僚士大夫的拥护，袁绍成了士人中的英雄，作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袁绍此时是匡扶汉室的忠义之士，是有其阶级的先进性，并代表了一定的正义势力。当袁绍被社会各阶层所托以众望时，他就成了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表。

袁绍尽杀宫中宦官之后不久袁绍，河西豪族董卓率大军进入京城，废掉少帝，逼杀太后和舞阳君，独揽了朝政，各地豪强对董氏不服，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于是天下大乱，东汉由统一开始走向分裂。

袁绍猛将——颜良

（2）与董卓决裂

历史的转变往往以偶然的事件发生为转机。袁绍等人虽然诛除宦官，却使凉州军团的董卓进京，并伴随着兼并战争“京都兵权唯在卓”，而董卓专横跋扈，并要废少立献，这与世家大族的政治要求相差甚远，并不符合世家大族所遵循的社会传统，世家大族再次与董卓相抗衡，而此时作为世家大族代表的袁绍又一次挺身而出“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成为敢于当面斥责董卓的第一人，也公开与代表专权蛮横、威胁汉室的董卓决裂，体现了世家大族其在政治统治上对专权的排斥，并拉开了讨伐董卓的序幕。

由于前面的造势，当袁绍与董卓决裂后，袁绍不但社会声望不减，反而有更多士人为其庇护。袁绍因为与董卓决裂而奔冀州，董卓欲“购募求绍”，但周珌、伍琼阴为绍说卓曰：

“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

汉末的门生举主关系密切，袁氏四世五公的家世使袁氏人脉广泛，而“汉末士人，轻生尚气，好为苟难，效忠故主，死而无怨，已成为一代风俗所尚”，在这样的风气下，袁氏家族“势倾天下”，若振臂一呼，可能山东不为董卓所有，所以连董卓也要对其妥协，不但赦免袁绍的罪过，反而“遣授绍渤海太守，封邟乡侯。绍犹称兼司隶校尉”，这种有过不罚反授予职权的，体现了世家大族在汉末的影响力之大。

此后在诛除董卓的运动中：

“初平元年，绍遂以渤海起兵，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伷屯颍川，馥屯邺，馀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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