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兽(郭静云、王鸿洋|探讨中国翼兽问题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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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重新探讨了自殷商到汉代翼兽的形象，其所代表的远程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和吸收外来的影响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关键在于仅欣赏及模仿外表还是接受意义且内化成自己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首先涉及到接受者内在文化传统是否深刻及成熟。文化传统长久的文明更加趋向于保留自己的文化，不易因外来因素而变化。可是，所有古文明经过长期延续，总会衰落或进入转折时期，在这种时候就容易接受新的文化或外来文化，从而在旧传统的基础上重构自身。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战国至两汉时期乃这种转折及重新建构时期。

翼兽造型是世界古代史的主题，也是关于文化创造和传播的生动案例。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形像借用和意义传递未必同步，经常互相分离。接受者在借用外来文化形像时，只是简单地模仿或用作自身创作的素材，对形像之理解往往立足于本土文化，对外来形像的内涵和意义进行重新定义和诠释。是故，翼兽这一主题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面镜子，不但反射出创造者，更映射出被影响者自身的文化脉络和吸收程度。

关键词：翼兽、文化交流、先秦艺术、秦汉艺术

一、“翼兽”定义

本文拟讨论一种在汉代墓葬艺术中的独特造型——翼兽的前世今生。翼兽造型在汉代之前很少见，两汉时期大量出现，魏晋南北朝至唐均常见。两汉时期的翼兽造型材料包含大型石雕、中小型陶塑、玉雕、铜塑、画像石、画像砖、壁画、漆器、纺织品，以及各种纹饰造型。其中，大部分翼兽形状为翼虎和翼龙，也少量见其他翼兽；而东汉王陵门阙前和墓里出现了被称为“天禄”、“辟邪”的大型石雕以及精美玉器“辟邪”。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翼兽多为墓道上的大型石刻，形状以狮子和翼马（天马）为多。唐代以后翼兽造型式微。

以现有材料观察，中国翼兽形象的形成是一种甚为错综复杂的内在演化和外在交流相互交织的过程。并且资料上处处会遇到缺环的情况，所以很难期待彻底地厘清其历史。我们只能从多种微观及宏观的视角来论述相关问题，阐述线索的缠结，以评估各种可能的因素。

因为有一些经常被称为“翼兽”的造型，实际上与此主题无关，所以我们需要先对其作基本定义：“翼兽”造型是原本没有翅膀的动物，在保留其主要特征的同时，另加上一双翅膀。基于这种定义，我们先要排除一切鸟类造型，以及本土所产生的鸟类与其他动物交错、合体的造型。中国传统对凤的崇拜滥觞于先商时期[1]，天凤造型有时候会包含其他神兽特征，如老虎、神龙、乌龟等。这种造型是先秦精神文化内在演化的形象，其与本文所讨论的翼虎、翼龙、辟邪或其它“翼兽”造型不宜混为一谈。下面试举几例，以显明龙凤交错、虎凤交错与翼龙、翼虎的差异。

例如，所谓的“翼兽盉”共有三件，时代为战国晚期。一件出土自甘肃泾川，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另两件出处不明，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一：1）。这些器物都以鸷鸟为原型，器首的造型为鸷首，器身两侧各雕刻有翅膀，后端有鸟尾；器足似老虎的四足，但同时四足有后距，即鸟足的特征。该器物被命名为“翼兽”，甚至有讨论其与中亚“格里芬”（gryphon，狮鹫）的形象接近；但实际上这种融合禽兽造型的盉明显有自身的发展脉络。类似的器物，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主要出自长江流域，如楚叔之孙途盉、吴王夫差盉、嘉仲盉、卅五年盉、乐孝子盉等；战国晚期在华北、华南都有出土，如秦子盉、铸客盉、长陵盉、樛大盉、春成侯盉、中山王墓十一年盉和十二年盉禽兽头盉等；盉口造型有鸷、龙、野猪等。这些器型都属于此脉络，只是更明确地造型成鸷鸟。重点是该造型总体表现不是带翅膀的哺乳动物，而是鸟类神兽，但因器物平稳的需求，才造型出四足。河北唐县北城子出土战国时期的铜匜，也以鸷喙为流，两侧刻带龙头翅膀的羽毛，器物靠着带爪的三足（图一：2），可见四足、三足造型是为了器物的平稳，而不是为了造型哺乳动物。陈佩芬先生指出，这些鸷鸟盉的风格与西周早期晋侯鸟尊（孔雀尊）的风格大异[2]，没有到达孔雀尊的高超技术，不像后者用鸟尾巴做第三个支撑（图一：3）[3]。不过上述造型主题均一致，都是鸟而不是翼兽。

春秋战国楚地常见的鹿角鹤的造型，也不宜归类为翼兽，而是属于另一种神鸟形象。楚文明崇拜鹤的信仰滥觞自本土后石家河文化（图二：1）[4]。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立鹤、云梦珍珠坡1号墓的卧鹿立鹤[5]，都在鹤的头上加鹿角（图二：2、4），这更是楚文化镇墓兽造型的特征之一，鹿角冠在战国时期的丧礼中亦有特殊表达父系祖先的意义[6]。江陵李家台4号楚墓、雨台山166号墓、天星观2号楚墓[7]、日本美秀美术馆收藏的带鹿角鹤的造型，都用鹿角比喻鹤翼，表达飞天的形象（图二：5、6）。要之，以上所谓“翼兽”均是在自身有翼的鸟类（鹤或可称为“凤”）造型上加另一种无翼的动物（公鹿）特征，而不是在自身无翼的神兽另加翼的造型。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有两个铜鹤用作器座，其造型涵盖鹤（凤）、龙、龟三种神兽特点。鹤颈带龙首，鸟身的尾巴变形为龟头，四足也是龟足，以塑造龙凤龟合为一体的形象，或许可以视为汉代“玄武”形象的源头（图二：3），但不宜在“翼兽”主题里讨论，造型中两扇翅膀是属于鹤的翅膀，而不是在龟身上加的翅膀。若将其形象继续与孔雀尊相比较：这一“玄武”的鸟尾变形为龟头，而孔雀尊在较短的孔雀翎之下，鸟臎变形为大象头，而象鼻另似鸟尾下垂。所以，上述造型源自深刻的内在传统，承袭了商周常见的神兽交错、合体变形的形象，而不是新兴的“翼兽”形象。其他自商时期以来常可见到的龙、虎、凤复杂交错甚至合体的形象，亦不宜解释为“翼兽”。

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青铜器：发掘报告命名为“四龙四凤方案”者和命名为“双翼神兽”者，虽然风格一致，但二者之间却有翼兽和非翼兽形象差异。所谓“四龙四凤方案”的造型，实际上称为“八凤方案”才准确，其中四个凤的头部像龙头而已，长脖上羽毛纹与其余“四凤”完全相同；八者都有一对禽翼和一对猛禽爪。所以该器物的八个神兽均是神禽凤，均非“翼兽”造型（图三：1）。至于命名为“双翼神兽”的四件已经非鸟类，而是翼兽（图三：2）[8]。仔细观察牠的造型，头部，包括眼、耳、鼻，都是写实的老虎造型，张开的虎口里可见两对獠牙；身体、长尾巴、伸爪的四足，也都是老虎特征，只是脖子比虎脖子长一些。猫科动物第一脚趾的方向，外观与鸷爪距相似，所以在造型上容易被误解，但将这四件翼虎与同一座墓出土的老虎噬鹿造型比较，伸出大爪的形状一样，都是典型的虎爪。因此，这基本上是有两扇大翅膀的伸长脖子的老虎，其翼虎形象符合本文“翼兽”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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